“那些年轻人主导的户外休闲和即兴娱乐的活动是如此地令人向往，以至于让我这个长期在书斋中自我修炼的学者，油然而生放下书本，和他们一起去天地间撒欢儿的念想。”戴斌感触，“如果撒欢儿是民众的生活权利，那么谁来保障，又如何来保障这些既古代又时尚，且已经融入到广大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幸福权利。”

        《中国休闲发展年度报告（2014-2015）》显示，城镇居民在工作日的休闲时间只有2.61小时，农村居民在农忙季节的日均休闲时间为3.05小时；在周末和农闲季节，城乡居民的日均休闲时间分别为4.87和4.16小时。上述数字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与上个调查周期（2013年）相比，也有明显下降。数据表明，只有不到30%的农村居民休闲活动是在户外空间进行，这意味着国民休闲参与程度和休闲质量都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更意味着户外休闲产业正面临着大发展的战略窗口期。

        戴斌在文章中认为，对于那些涉及民生，特别是国民大众的日常生活驱动，市场导向型、分散供给的项目，效果往往局限在凝聚社会共识，动员行政系统内的资源，建立样本和试点方面。特别是很难渗透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也很难培育具有市场活力的旅游休闲企业。所以，在社会资源的自组织力量和商业资本推动的市场主体稳步发育，健康成长的今天，应当放手发动社会资源的自组织能力，最大限度地激发民间活力，让市场主体和商业力量在关乎民生的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戴斌表示，当且仅当某项需求成为老百姓的日常消费需求，当且仅当这些需求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和商业力量加以满足的时候，它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才可能成为国民生活水平提升的重要指标。

        “在这个产业边界开放的时代，一大批由国民休闲需求推动的创业项目已经很难被旅游、体育、影视、广告、文化、教育等传统的国民经济相关产业所定义。”戴斌说：“在构成要素上，户外活动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影子，却又无法被其中任何一个产业边界所固化和约束。”他认为，对于那些以打破既有规则的创新为己任的年轻一代企业家来说，这种不确定恰恰是时代给予我们的最为难得的战略机遇。

        相对于既定市场的新技术、新产品或者新商业模式，战略机遇则是发现或培育全新的消费需求，开拓全新的市场空间，典型的商业案例就是乔布斯的苹果手机，有效证实了“供给创造需求”的经济学经典理论。事实上，那些引领风气和开创时代的企业家从来都是新型商业的定义者，甚至是既有规则的破坏者，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正是对这个群体的真实写照。戴斌建议，先不要着急自我定位于什么领域的企业，等将来回顾这些年走过的历程，再对其商业价值和时代意义做历史评定。

        戴斌指出，在社会资源共享的时代，那些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商业资产固然可以用来共享，个人更是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实物资产、技术、服务甚至是自己的消费经验，通过商业交易而为更多的人群所共享。而共享经济的本质是向资源存量要效益，最大限度地满足既有和新生的需求，近年来我国户外休闲市场的培育和相关业态的成长则为全球共享经济的扩展与演化提供了源于本土的诠释样本。从需求侧来看，无论传统的全程和半程马拉松、自行车骑行、帐篷休闲、冬泳，时尚的房车旅行，游戏性质的撕名牌、彩色跑，还有带有亚文化色彩“光猪跑”，等等，每一个能够成为现象级的户外休闲运动、群众性体育活动和文化演艺活动，几乎都是由人民群众自发性需求所推动的。

        这种自下而上，由内到外的消费新需求从其产生的那天起，就天然地具有市场属性和商业气质，总在千方百计地寻找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一切能够支撑人们户外休闲活动的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和商业机构都被动员起来了。戴斌强调，无论是否以获得利润为导向，无论是转向工商和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进行正规化运作，还是继续保持民间，甚至是半地下的自组织状态，全国各地上万家俱乐部，数百万成员都已经成为户外休闲运动的理念倡导者、实践先行者和市场创新推动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法治、行政和社会管理多个方面充分保证这些户外俱乐部的自发组织和自由运作的内在属性，就是从根本上保护老百姓到户外撒欢儿的权利。